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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平原:“五四精神”在于重估一切價值

2019-08-14 11:43:06  來源:浙江經濟網  有評論

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“五四”

新京報:百年來,無論中國的現實政治如何變幻,“五四”始終是一個思想源泉,被一代代知識人不斷挖掘和闡述。正如你所說,“‘五四’之于我輩,既是歷史,也是現實;既是學術,更是精神”。從思想史角度而言,“五四”為何能有這樣的突出地位?它的魅力究竟何在?

陳平原:“五四”之所以影響深巨,源于其在思想文化層面開啟了一個新時代,“五四”的元素是逐漸積累起來的,包括危機的積累和文化的積累。此前的媒體問題、學堂問題、思想問題、文學問題等,積累至此,形成一個洶涌澎湃的場面。“五四”之所以引起關注,除了其本身的貢獻以外,還在于它是一個不斷被陳述的故事。有的事件自身潛力有限,不值得長期與之對話;有的事件本身也很重要,但是或者因為禁忌,或者因為單薄,或者因為被忽視,缺乏深入且持續的對話、質疑與拷問,使得其潛藏的精神力量沒有辦法釋放出來。

“五四”從一開始就被關注,本身就有其魅力,再加上一次次被論述,它的影響力在不斷擴大。從某種意義而言,“五四”時代所涉及的問題,至今并沒有完全解決,這也是我們今天仍在討論“五四”的理由。今天回首“五四”時代的言論,我們可能會覺得好多地方說得或偏激,或淺薄,但是他們都點到了,因而提供了對話的目標和可能性。其實,每代人都是帶著自己的問題來跟歷史對話,在對話過程中推進思考。“五四”并非提供一套標準答案,但我們可以回到“五四”思考問題的方式和立場。

五四運動的特點在于“有備而來”

新京報: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常被放在一起來考察,如梁啟超所言,“此次政治運動,實以文化運動為其原動力”,具體而言,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作了哪些準備?

陳平原: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都是從新文化運動中走出來的,他們得益于晚清開始的思想啟蒙,得益于《新青年》雜志的號召,更得益于他們所生活的體制,比如新教育的拓展,還得益于當初從語言表達形式到思想立場的革新。如果將巴黎和會與山東問題放在晚清以降的歷史中去審視,很難說它是近代中國最為嚴重的危機或是最為屈辱的時刻,但當時新媒體的產生為危機意識的迅速傳播創造了條件;新思潮的蕩漾,喚醒了年輕一輩的愛國心;新教育的壯大,培育了作為新生力量的大眾學生群體。這一切促成了五四運動的爆發。

談論五四運動,還必須考慮到他們是用什么形式表達自己的立場,他們不是伏闕上書,到總統或總理那里遞陳情表,寄希望于最高當局,而是把自己的立場公之于眾,通過演講、報章、通電、游行的方式告知民眾,動員民眾給政府施加壓力,這正是思想啟蒙的結果。有眾多技術手段和文化因素的積淀,才能走到“五四”。所以五四運動的特點在于“有備而來”,這不是說五四運動是有規劃、有組織的,而是說五四運動爆發前,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,中國社會孕育造就了這一運動的人員、制度和精神氛圍。就好像我們要組裝一架飛機,除了總體設計,更重要的是各種各樣的零部件集合到這個地方,水到渠成,才有可能實現。

新京報:五四運動使原本純粹的思想啟蒙和文化革命發生轉向。在你看來,五四運動到底是新文化運動的推進,還是挫折?如果沒有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,新文化運動會走向激進的政治行動嗎?

陳平原:任何運動都不可能保證在一條軌道上不越軌,永遠按照最初的設計往前走。第一波浪潮過去了,第二代人起來了,方向就有可能調整。年輕人起來了,熱血沸騰,“五四”時激進的不是老師,而是學生。蔡元培等新文化人都沒有鼓勵學生們上街,上街抗議和火燒趙家樓的是學生自己。年輕人被喚醒后,會找到自己的出路,他們日后的表現并不完全受長輩的掌控。

當然,如果沒有“五四”的突發事件,新文化運動也會繼續往前走,但它走的速度不會這么快。在某種意義上,因為有整個社會的關注和激烈反應,它會比自然狀態要快很多。胡適曾經說,因為1920年政府一道令下,全國各學校一二年級的國文都改成了白話文,一下就讓白話文運動的成功提前了幾十年。同樣的道理,新文化運動如果讓它正常醞釀、逐漸普及,等各個中小學的學生們長大,也可能會走到比較好的境界。今天很多人對新文化運動激進姿態的批評,可以理解,但我們沒辦法預設一種理想方案。歷史是各種合力造成的,進入角力場以后,誰都說不準下一步“風往哪一個方向吹”。

兩代人合力完成歷史轉型

新京報:你曾說,直接參與五四運動的學生,明顯比此前和此后的同學更有出息,因為有激情,有機遇,有舞臺。為什么這樣說?

陳平原:因為大學階段的政治激情和社會活動,將來會影響到他們一輩子。經過“五四”洗禮的這批人,日后很可能因為“五四”的正當性得到承認,通過一遍遍回溯自己的青春,他們會比別人精神上顯得更年輕。

年輕時候的作為為他們贏得聲譽,所以日后在社會上比較有地位和話語權,也有更好的舞臺發揮自己的才華。即便做學術研究工作,“五四”的這些學生領袖將來在組織性、開創性和協調能力方面往往比別人強。只是一個人做學問,不見得需要這些能力,但是要領導學界則需要得到大家的支持,因而從學生領袖到領袖學界,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。

新京報:你主張要“平視”晚清和“五四”,認為是這兩代人的合力完成了中國從古典向現代的轉型(1898-1927),這樣的考察視角有怎樣的好處?

陳平原:在我看來,晚清和“五四”兩代人在人格理想、知識類型、審美趣味等方面的一致性要大于分歧,他們自覺地實現了思想文化、學術傳統和政治議題的“接力”。新文化運動從積累到爆發,有一個漫長的過程,用平視的角度來描述可能會看得比較清楚。以前之所以學界不愿承認,是因為對于“五四”的格外推崇和對晚清的相對壓抑。后來王德威說,“沒有晚清,何來‘五四’?”引起軒然大波。

有人推崇晚清,有人推崇“五四”,我從一開始就認為這是一回事情。這兩代人,有人是前半場上場,有人是后半場上場,有人是中間才插進來,但這一部社會轉型的歷史大劇是在他們手中共同完成的。歷史永遠是連續的,但歷史又不可避免有某種形式的中斷,連續和中斷是互相倚靠且互為因果的。如果只談連續的一面,那就看不出它的波瀾;如果過于強調中斷,則難以把握歷史全貌。

新京報:“五四”時代的知識分子身上有何共同特點?

陳平原:那一代人胸懷天下,盡管觀點各異,但他們往往獨立思考,敢于懷疑,善于懷疑,重估一切價值。“五四”是一個大數據庫,每個人進來取的數據是不一樣的,社會主義、自由主義、無政府主義都是“五四”的一部分。它內部的不同聲音在此后一百年中不斷響起,此起彼伏。

來源:新京報

責任編輯:李毅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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